纽约，2017年5月16日）－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公安机关正在收集个人DNA，建立一个全国性可查询数据库，但却缺乏监督、透明和隐私保障。证据显示，素来行铁腕统治的新疆自治区政府有意加速DNA的收集和建档。
中国许多地区的公安人员，正在强迫一般人──既非罪犯也非嫌疑人──抽血提取DNA。其他样本则来自早已受到政府锁定监控的各种弱势人群，包括移民工、异见人士和维吾尔族穆斯林。由于公安部门大权在握，且隐私权在中国尚无可诉性，人们几乎没有能力抵制这种个人信息的收集。
“DNA采集在侦办具体刑事案件时是正当的警察执法行为，但前提是人们的隐私获得有效保障，”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中国若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停止大规模收集并扩充DNA数据库。”
2000年代初期，中国公安部就开始建立名为“法庭科学DNA数据库系统”（又名“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应用系统”）的全国性可查询DNA数据库。它是整个公安信息化项目“金盾工程”的一部分。
2015下半年，公安部已录得4千4百万件“未分类数据记录”，号称世界最大同类数据库。这些数据是从逾4千万人身上提取，另有150万笔取自刑案物证。公安部还建有另一个“打拐DNA数据库”，已录入513,000份DNA记录。当局表示该DNA数据库的用途是侦办犯罪，例如恐怖主义活动和人口贩运，以及辨认尸体和流浪人员的身份。
但人权观察指出，由已知个案看来，中国收集DNA未必与具体刑案侦办有关。公安机关通过运动形式大量收集一般公民的生物数据，只是因为收集“基础信息”已被该部门列为工作目标，对满足不特定的“破案”需求很有帮助。基层公安派出所为了夸耀执行绩效，有时会发出通知，将收集来的数以百计DNA样本公诸于众。
此外，按照中国法律，公安机关收集DNA样本只限于侦办具体刑事案件所需。《刑事诉讼法》第130条规定，在刑事侦查过程中，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狀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资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犯罪嫌疑人如果拒绝检查，侦人员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强制检查。”但法律并未规定DNA样本可以保存、分享或使用多长时间，也没有说明如何对采样手续提出申诉。
“中国公安机关利用手中大权广泛收集DNA，却缺乏有效的隐私保障和独立的司法系统，无疑是一场完美的侵权风暴，”理查森说。“中国正在将它的欧威尔式体制推上遗传学的层次。”
背景：民间反对DNA采集
许多曾遭公安采集DNA的民众将他们的经验详细发表在社交媒体平台，包括微博、知乎、百度知道、贴吧和天涯。有些网民在贴文中描述，官员来到他们的住家、学校或工作场所对他们进行采样；但没有一个人说到官员曾出示搜索票或事先通知来访。其他人则是在向公安机关申办证件时被要求提供DNA样本，例如居住证和身份证。还有些人是被公安人员带回派出所问话时遭采集DNA样本，尽管他们大多数并未遭到正式的刑事拘留或逮捕。
有些人在网络上表示，他们“不想被采集DNA”或对个人信息被提取感到“很生气”。2016年6月28日发表在天涯的一则贴文为例，作者说他在广东中山遇到交警拦检，而且公安人员强迫采集他的DNA样本，他写道：“这一天我都在想，这算什么，为什么被这样对待，我又不是囚犯，但这样胜过囚犯，我心里一直很压抑。害怕他对我的采集会做什么手脚”。
上述贴文反映出人们对其个人信息被收集的不安，怀疑收集是否合法，是否会对其生活带来负面影响，以及是否会留下犯罪纪录或遭到调查。同时对未经本人知情同意感到愤怒。
贴吧2016年8月6日的一则贴文中，一位在申请身分证时被提取DNA的网民写道，“因为身份证读不出来，昨天去乡里派出所重办，结果让先采血采DNA，当时我就问…采DNA干嘛？结果就说规定就是这样，不采不给办…哎！现在TMD连DNA都是共产党的了”。
收集DNA的问题已引起部分媒体关注。2013年10月，山东省公安机关从一所大学的五千多名男学生身上采集DNA。学生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提取他们的生物信息，许多学生“感到不理解或不舒服”。记者前往采访，校方表示是配合公安机关要求建立流动人口数据库，公安机关则说是为侦办该校发生的多起偷窃案件。
DNA采集的标签化
由公安机关近年发出的通知可见，这种运动通常以远超过“嫌疑人与罪犯”的广泛类别为对象。这些类别因时因地而异，但通常包含：“重点人员”，即当局眼中具有潜在威胁的人员，如异见人士、维权人士、上访者和其他曾有犯罪纪录人员；“工作对象”，这也是公安机关用来描述其管控目标的含糊概念，包括治安违法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等；以及流动人口，即非属本地户口的人员，包括农民工。有些运动以特定场所──宾馆旅店、娱乐场所、网吧和出租房屋──为目标，凡是公安认为“可疑”的人员都可以采集其DNA。少数通知则针对特定行业：如性工作者、锁匠。
这种广泛且歧视性的社会标签化（profiling）显然是公安预防性执法的一种形式。有些地方公安机关以移民工为目标实施采集DNA的运动，自称其目的是为了“维稳”──官方用来指代压抑批评、遏阻抗议的委婉表述。实例包括：
有些和平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也说曾被提取DNA，通常是当他们被带到派出所侦讯或传唤的时候：
新疆的危险趋势
人权观察2016年11月报导，新疆公安机关规定所有护照申请人──并非犯罪嫌疑人或罪犯──必须提交DNA样本才能办理。新疆是一千万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故乡，长期遭受国家压迫。
人权观察进一步研究发现，2016年9月，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发布两项招标案──金额分别高达六千万人民币（869万美元）和两千万人民币（290万美元）──总共采购12台DNA定序仪，30台聚合酶连锁反应（PCR）放大器，和一千套基因分型试剂。根据人权观察征询四名DNA专家的意见，这两项采购显示新疆公安厅企图建造大规模基础设施，对大量人员进行归档。然而，由于招标文件并未全部公开，很难评估该基础设施的具体范围。
2016年，新疆公安厅还发出了《关于全面开展三维人像、声纹、DNA指纹生物信息采集系统建设相关工作的通知》。该通知全文并未公开，因此无法确定其采集对象，采集到的信息如何使用、分享或存储，采集背后的理据，或被采集者如何申诉。另一件招标案由新疆省喀什地区岳普湖县公安局发出，引用上述《通知》，并说采集生物信息是“维稳”措施的一部分。自治区当局对这些新举措均三缄其口。
缺乏保障机制
DNA数据库不仅可让公安机关找到完全相符的人员，还可查询亲属关系。如果公安人员从数据库找到一位表亲、侄子或婶婶的DNA样本，就能查出他们在找的人属于一等亲或二等亲，进而锁定这个家族为调查重点。据公安部DNA数据库研究人员表示，目前公安DNA数据库的架构方式使他们难以有效进行较复杂的家族DNA检索。但有些地方当局，特别是在河南省，正试图收集更多数据，包括Y染色体连续重覆片段（Y-STR）DNA信息，即父系亲属的遗传信息，以便对家族树实施系统性检索。
公安部虽已制订关于DNA数据收集的行政和技术内规，但内容大多不公开。公安部法医鉴定中心2003年公布的《法庭科学DNA数据库建设规范》（GA/T418—2003）规定，该数据库由“违法犯罪”人员的数据构成，但并未进一步说明或界定。公安部曾于2009年发布一份文件，胪列可进行数据采集的“十类案件”和“八种人员”，但人权观察无法通过网络找到该文件，也无法经由公开信息掌握更多细节。上海市公安局发出的一份通知比较明确：凡是触犯“暴力、毒品、性犯罪”以及“受过治安行政拘留处罚以上”的人员，都应对其进行DNA采样。后一群体包括未被定罪、仅受到行政拘留的人员，即被公安剥夺自由但未经法院判刑者。2017年初，中国政府颁布公安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其中增列第112条规定，公安机关侦办违反治安管理案件时，为确认行为人和被侵害人的身分，可通过抽血及其他多种方式收集人体生物识别信息。
DNA数据库并非当然不合法，在某些情况确实是可以接受的办案工具。但若要达到中国已签署但尚未批准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载的隐私权国际标准，DNA的采集和储存机制必须受到周延管制，范围尽量狭窄，并与所欲达成的正当安全目的成比例。
联合国隐私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曾指出，DNA数据库可能导致人权问题，包括“可能被滥用于政府监控，包括确认亲属和父子关系，以及造成寃错假案”。未经充分知情同意收集DNA数据，只在极有限的情况下是合理的，例如侦办重大犯罪的需要，而且必须基于符合人权的理由事先立法许可。
类似中国现行的DNA采集制度，曾在其他国家被判定侵犯隐私权。例如，欧洲人权法院（ECHR）大法庭于2008年作成判决，认定收集并无限期留存指纹、细胞样本及DNA档案是违法行为。欧洲人权法院在其判决中论证指出，全面性、无区别的DNA数据库侵犯个人隐私权。判决并表示，为国家安全或犯罪防治，可以进行DNA采集，但前提是采集制度受到现行法律的严格规管，而且可由法院加以慎重审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马里兰州诉金恩（Maryland v. King）一案中也做成类似判决，由于法律对DNA样本的采集、分析和使用已有限制，故可合法采集及留存暴力犯罪定罪人员的DNA档案。
来源：人权观察组织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