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长大的经历中，第一次听说新疆这个地方是因为一条公路。十六岁的我在上网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喀喇昆仑高速公路，而鉴于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条高速公路，也是丝绸之路的偏远分支，它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影子。
当时，我精力集中在与周围的美国同学融合，还没认同父母的中国人身份，也没有关注中国的历史或新闻。大学三年级我来到中国做交换生的时候，才真正开始了解新疆的错综复杂――民族冲突、宗教压迫，以及近几年发生的袭击。我身边的中国朋友还有我自己的父母一直强烈反对我去新疆。对他们来说，只要你是汉人，在新疆随时都可能会有维吾尔人攻击你，但对此我一直在脑子里保持了一个问号。在中国旅行多了，我发现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独特气氛，走在街上可以感觉到它背后的历史。新疆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的交叉地带，它与八个不同的国家接壤，还有非常多样性的地理。放弃机会去这样的一个地方非常可惜。
过去60年里，新疆的汉族人口激增。
今年的七月底，我和两位朋友用一周的时间游览了新疆。其中有一位中美混血的女生，因为皮肤稍微黑一点，在中国经常被误认为维族人。另一位男性朋友跟我一样，是美籍华裔，他母亲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政治迫害（解放前算地主）而被搬迁到了新疆。这次来新疆是我们一起在中国的最后一次旅行。我们在过去一年去了中国的不少地方，但忽略了中国的西北边。我那位男性朋友的几个舅舅住在乌鲁木齐，所以我们抓紧了这一次机会，周游一个外国旅客平常不会去的旅游地点。
不过，我在中国新交的朋友并没有分享我的激动。不久之前我准备去日本，多数人回应我必须吃东京的白草莓，请我替她们顺手买化妆品。而这次我兴奋地公布我要去新疆，得到的回应却冷淡得多，那些不太熟的朋友只是轻轻地说一声“噢”，而我最亲密的朋友则说“你千万不能去”。在这些中国朋友和我父母看来，我的这种热情是一种无知的表现。虽然我拿着美国护照，可还是长着一张汉人的脸，其他汉人在那里遇到的问题，我也不会幸免。但在我看来，这趟新疆之行对于完成一件我已经开始做的事情，至关重要：如果我来中国是为了了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那么我就应该了解它的全部，而不仅仅是从那些除了读读新闻却从未去过那里的人所兜售的故事中去了解。老话说，眼见为实。
突然，全中国的坏人变成了新疆人
第一天，走在乌鲁木齐的街道上，我感觉表面上这里跟中国别的大城市没有太大的区别。乌鲁木齐满街高楼大厦，偶尔路边有个绿化公园，不少的标识里同样也可以挑出别扭的中英翻译，比如水磨沟区的“爱派皇冠酒店”（Love Pie Crown Hotel)。新疆名为“维吾尔自治区”，但是经过几代人在共产党执政下的汉族移民和经济发展之后，据2010全国人口普查，乌鲁木齐75%的人口是汉族，12.5％是维吾尔族，剩下来是其他民族，包括回族、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蒙古族。观察细一点，你才会注意到街上有卖骆驼奶的商店，有一些便利店只卖清真商品，商店名字是维吾尔语，里面没有汉族人。我第一天晚上走进了酒店附近这样的一个商店找巧克力，发现里面商品的标签都是用一种突厥语言写的，牌子我都不认识。排队交钱的时候，商店里的顾客都在看我，营业员犹豫了一下才接过我的钱。我这才明白汉族人平常不进这家商店，不知道是因为汉族对维吾尔族的刻板印象，还是汉族人不习惯用里面的商品，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一辆坦克面对着大巴扎停车场的入口。
今年新疆七月份的热量直飙40度，但乌鲁木齐街头上的警察与武警一点都没歇着。有的街头站着一群携带步枪的士兵，马路上时不时能看到坦克慢慢地滚过。自从2009的乌鲁木齐七五骚乱事件后，这里的安保措施似乎日益加强了；当时，维吾尔族与汉族和中国政府军警之间在二道桥一带爆发了一系列的种族暴力冲突，其中尤以在新疆国际大巴扎的骚乱最为激烈，据中国官方报道，骚乱最后造成将近200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而乌鲁木齐近两年的暴力袭击带来了更加严格的管控。我们看到，一辆坦克面对着大巴扎停车场的入口，车顶上插着一个可口可乐牌子的太阳伞。大巴扎在解放军南路的二道桥维吾尔小区里，周围有清真寺和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商店。而曾经繁华的大巴扎里面差不多是空的，商人躲在小摊后面乘凉。小贩给我们讲，自从2009年之后，许多游客因为害怕再次爆发骚乱，纷纷避开这里。
我朋友的舅舅反复警告我们，要当心维族小偷，吓得我们来这里的时候，我既不敢带手机也不敢带钱包，就在裤兜里塞了几百块人民币。不过，这只是虚惊一场，因为那天整个大巴扎简直就没人。路过80米高的红砖头观光塔，便道上的维吾尔商人马上拦住了我和两位朋友。“现在生意不好，”他告诉我们。“这个玛瑙手链以前要几百块钱，现在只要80元，买吗？”我们转身要走，他抓着我们的手。“50元也行。30元都可以。”
在巴扎里面，有卖中药的小摊，有卖匕首和围巾的小摊，唯一挤满了人的是卖骨刻的小摊，店主是汉族人，大巴扎的汉人游客都挤在这里。小摊的三面墙挂满了刻有汉语成语和笑话的书签和钥匙扣，还看到一句“草泥马”。第四面的墙拴了各种动物的牙；一颗狼牙要20元，马牙和狗牙15元。在别的小摊，大多数动物牙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假的，价钱也要比这里贵。我拿起狼牙在手里转，可以看到釉质和牙髓之间的分别。虽然骨刻并不是维吾尔特产，但它还是丝绸之路上的手工艺品之一。
我们在大巴扎里转了几圈，寻找一座美食广场，不知是关了还是隐藏在巴扎的什么角落里，最后也没找到，但意外碰到了一个被篷布包围的户外餐厅，从外面走过去可以看到大铁炉里在烤羊肉包子。太阳刚升到头顶，但时间已经是下午两点了。由于地理位置靠西，新疆绝大多数的营业场所都要比中国其他地方晚两个小时，乌鲁木齐人上班也要晚两个小时，吃饭时间也相应推后两个小时，在实际生活中，这个地区同时以非官方的新疆时间和官方的北京时间为准。当早上八点起床时看到外面还是一片漆黑，晚上十点还能看见绚丽的落日，就让人觉得怪怪的。
除了老板，餐厅里其他的维族小伙子不会说汉语。我们点凉面和酸奶都是用手指，我突然感觉好像离开了中国。在相当程度上，这种感觉是新疆所独有的，在我看来，它偶尔带来的困惑并不会让人恼火，反而成为此次新疆之行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
国际大巴扎的内景。
吃完饭，我和两位朋友们第一次在乌鲁木齐乘出租车，开到半路突然听到车后面传来小的爆炸声。马上，我们四个人的脸，包括我们的司机，就白了。我脑子里充满了我离开北京之前，最亲密的中国朋友给我的警告：你千万不要去新疆，那边汉人随便杀，不管你是不是外国国籍，对他们都是一样的。当时听到我还觉得有点夸张，但在此刻，我们的想像力跳转到了最恐怖的结果。后来发现，那不过是后备箱里的可乐罐头因高温崩裂了。这让我想起了那一句英文俗话――If you go looking for trouble, you’ll find it.（麻烦是越找越有），换句话说，如果你让道听途说的东西所左右，就难免先入为主。
在近几年，随着关于暴力冲突和恐怖袭击不断增多，我感觉到汉族对维吾尔族的歧视或恐慌越来越严重。我还记得两年前，我在美国认识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她手机在上海的市场里被“新疆人”偷走了。虽然没有看到小偷的脸，但她确定是新疆人。我来到了北京以后，很多新交的中国朋友坚信地铁口卖切糕的维族人都是新疆来的骗子，或者会说，千万不要坐新疆人开的三轮车。我第一次告诉住在美国的父母我在考虑去新疆时，他们快急哭了。我妈告诉我她朋友的儿子被公司派到新疆出差，吓得一直没有离开旅馆，见客户也是在旅馆的前厅。当然，民族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我也有一次在北京大学的校门前上过切糕骗局的当，但作为一个外国人，当我有时听到汉人突然将全中国的坏人变成了新疆人的时候，我开始觉得不可尽信。
在乌鲁木齐，我也的确注意到汉人当中对于安全有一点点紧张不安，但要比我的父母和北京的朋友所得到的印象要轻微得多，考虑到安保举措的增强，在乌鲁木齐的街头碰见暴力事件的可能性仍然很低。
会说维语的汉人和会说汉语的维族人
开始规划我们去新疆的行程时，虽然我向父母发誓不会去六月份发生炸弹袭击的喀什（即使喀喇昆仑高速公路经过那里)，或南疆其他那些经常遭民族袭击或冲突折磨的地方，他们还是不放心。但我实在难以放弃已经做好的决定，于是干脆谎称我不去了。 
在火焰山，小贩卖的地面上烤熟的鸡蛋。
但最后我还是买了飞机票。
在去新疆的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新疆人。我们的第一次交流是他问我为什么飞机到了跑道上还没有起飞。之后我解释几架飞机不能同时起飞，要等着排队，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
他是回族人，家住在东疆，有一个挺小的儿子，有一份跟农业有关的工作。他没有听说过我大学的专业――比较文学，但他对我强调了学习的重要，尤其在中国学习汉语的重要。义务普通话教育改变了新疆人在新疆的机会，他告诉我，前一代的人要想“离疆”还是很困难，因为他们说不了外面的语言，也面对不少的歧视。
他还给我讲，他认为伊斯兰教是一个很“霸道”的宗教。在身份上，回族和维吾尔族跟穆斯林是密不可分的，他说，不管你懂还是不懂这个文化。他自己一点都不了解伊斯兰教，但一出生就算是穆斯林。“很霸道，”他又说了一遍。
那是我第一次跟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有接触――尽管之前听了那么多的故事和警告。而且我心里记得，人都是立体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性格和复杂性，无法一言以蔽之。
在另一方面，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和不少其他的社区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情景。街上的年轻女性头上围了不同颜色的希贾布，男性带了花帽，脸上有胡子。我们吃饭的维族餐馆当然没有猪肉，以尊重伊斯兰教的信仰。国际大巴扎旁边的二道桥清真寺一直有人进出，尤其因为我们是在开斋节的时候来到的乌鲁木齐。对于乌鲁木齐的许多维吾尔人来说，伊斯兰教是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尽管政府对他们的宗教习俗有不少限制。
阿勒泰区的喀纳斯湖。
朋友的舅舅把我们从机场接到了酒店。他是新疆农业大学的一位司机，这次旅游他帮了我们很多忙，给了不少建议：什么景区最漂亮，去某一个地点要多少时间，几天可以玩儿完。在车上，我注意到了他用维语跟维吾尔的泊车员说话。我转身问朋友，他舅舅知道多少维吾尔语，是不是乌鲁木齐的汉族人都会说一点？朋友回答说他别的家人一点都不会维吾尔语，但他舅舅认识一些日常生活用的句子，这是为了不被他们当成外人――虽然他把跟维吾尔族的交流限制为业务交互。我朋友回忆他曾经问过在新疆长大的表妹同样的问题，表妹回答说舅舅学维吾尔语是“为了得到真杯子，而不是纸杯子”――舅舅说有的时候在餐馆之类的公共场合，说维语就会得到玻璃杯或者瓷杯，而汉人用汉语问的话就会得到纸杯子。同样，停车时候，要是他对泊车员说维语，他认为会得到更好的停车位。至少这是他的逻辑。舅舅把语言看成了被其他民族验收的关键手段。
总之，在乌鲁木齐，汉族和维吾尔族对彼此的态度似乎是各过各的。我们没有看到维吾尔人和汉族人在街上或市场里一起唠家常。但在这沉默的面目下，一种无言的紧张仍然存在，或许这尤其是因为近几年发生的“恐怖”袭击。在乌鲁木齐到吐鲁番的路程上，我们几次路过安全检查站，此时我注意到由维吾尔人乘坐的车必须停下来，每一位都要出示身份证。我和两位朋友正在操心我们没有带护照，但警察一看到我们汉族的司机还有我汉族的朋友坐在前面，没看两眼就让我们过了。类似，有一次跟朋友的舅舅吃完晚饭，他在帮我们上出租车的时候，不让我朋友跟维吾尔的司机一起坐在前面，因为他就怕万一出事儿。
但在个人交互的方面，我们自己跟新疆少数民族的交往则比较特殊，这是因为我另一位混血的朋友经常被误认为是维吾尔或哈萨克人的缘故。比方说，我们在阿勒泰草原上骑马的时候，哈萨克马夫把最调皮的一匹马领给她，边说，“你看上去最勇敢。”后来发现她不是哈萨克人时，马夫表现出惊异的神情。同样，我们在火焰山的时候――那里的地面温度有75度，鸡蛋都能烤熟，一群小贩的确就在卖地面上烤熟的鸡蛋――两位开沙滩车的维吾尔人转身对我的混血朋友开始说维吾尔语。她摇头用普通话回答听不懂，两位维吾尔人很惊讶，解释说，凭长相，他们真的以为我朋友也是维吾尔族的。身边有一位长得像维吾尔族的同伴很可能帮助了我们，也表明民族之间的认同感在新疆还是很强烈。
备受打击的新疆旅游业
离开了乌鲁木齐之后，我们前往新疆阿勒泰区的喀纳斯湖，从乌鲁木齐坐飞机要一小时多一点。这是在新疆旅游容易忘记的事情――新疆的面积占中国六分之一。北边的阿勒泰区离南边的和田一共有一万多公里。用一星期的时间周游新疆不可能都看完。因此，我们必须有所取舍。
喀纳斯大多数的酒店都位于一个小村庄，名叫贾登峪，从机场坐大巴过去要一个小时，从贾登峪到喀纳斯景区另外还要坐一小时的面包车。第二段路可以骑马，但要四个小时，行李也是一个问题。在机场上大巴以后，我翻开了手机查时间，就看到了一条莫名其妙的短信：“新疆好吗？”是我爸爸发的。
一下子，我的心脏沉到了肚子里。他当时是怎么知道我去了新疆，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搞清楚，当时我觉得很惊慌，也觉得害羞，于是马上又把手机塞回书包里。鉴于我的爸爸现在住在深圳，在科技产业里开公司，也认识了不少科技达人，我当即开始怀疑：难道他是派人跟在我的后面吗？还是在我手机里注入了什么跟踪器？但既然我已经走了怎么远，不可能再回头，所以我暂时没有给他回信。
被潮汐冲到沙岸上的水瓶中，有一张卷起来的纸，上面写着维吾尔语的留言。
喀纳斯湖的水在不同的季节会变成不同的颜色。五月份雪刚化的时候，水是白色。七月底，我们来的时候，水反映了湖边的松树，是深绿色。再过几个月，到了秋天，水又会变成绿松石的海蓝色。
走在松树的影子里，听到水打在石头上的声音，如果不是因为那耀眼的绿水，我会以为自己在加州的优胜美地公园。我之前去过的云南石林，八达岭、金山岭、山海关这些地方的长城，还有两位朋友刚去的九寨沟，都没有这么纯粹，这么荒凉。
湖边有一个木头走道，从漂流点沿着湖边向西走。我们第二天沿着这条小路一直走到了底，那是在喀纳斯湖的一道湾。刚从山庄出发的时候，走道上挤满了旅客抢位置在水边拍照，汉族人也有，其他民族的人也有。看起来新疆的僵局至少没有损害喀纳斯的旅游，整个贾登峪村里的酒店差不多没有空位了。旅客增加很可能是因为斋月刚结束，整个新疆都在公休，所以很多人是从新疆的其他地方来过周末的。因为近几年的恐怖袭击，新疆的旅游产业不太景气，根据报道，从2013年的五月份到2014的五月份遭遇了40%的衰退，但是伴随着在新疆发生的大规模暴力事件(至少此类事件的报道数量）有所降低，加上政府主导的优惠与宣传活动――中国国家旅游局宣布2015是丝绸之路旅游年，新疆的旅游业有所回暖，包括南疆的一些地区。
在喀纳斯的路边，有一个小男孩牵着一只小白羊，喊着“绵羊拍照，一人”――但我们没有听到一张照片要几块钱，因为小男孩的哥哥突然从树林里出现，开始用另一个语言来训斥他。喀纳斯本地的居民是哈萨克族和图瓦族，通常长辈不会普通话，我们在贾登峪的便利店买方便面的时候是老板娘的八岁女儿帮忙做翻译。同样，第二天在喀纳斯骑马，我们的向导是一位十二三岁的哈萨克族男孩，在同一匹马上坐在我后面。路上遇见的其他向导都是这么年轻。
喀纳斯这个景区感觉远离民族摩擦。走得越远，人越少。几乎走半小时才见到人，通常也是同样的一群人，有时候在前面，有时候在后面。走道也好久没有被维护了，路上倒下了整棵的树，必须得从树干中间爬过去或者在周围的草丛里绕过去，衣服和皮肤都被各种野草和树枝划破了，感觉自己好像在玩儿真人大小的神庙逃脱。走到更偏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水瓶被潮汐冲上沙岸，里面有一张卷起来的纸。纸条上写了一句维吾尔语的留言。我们不会读，所以就把它重新叠好，放回水瓶，把它重新扔到了浪里，好奇下一个发现它的人会是谁。后来回到北京有别的认识人告诉我纸上写的是一个男人的名字。
在一个小山坡上面，走道结束于有着四万年历史的吐鲁克岩画。岩画实际上是用石头工具刻出来的，但因为它外表看起来像是描画的，所以还是叫画。在这个没人、冷清的小山坡上找到这一排石头上刻的小动物，让我感到心里非常平静。
后来，回到山庄躺在床上时，爸爸又发来一条短信：“看到了喀纳斯的大鱼了么？”我又吃了一惊。他怎么可能知道我在这里？我一边希望它只是梦，一边闭上眼睛昏昏睡去。
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吐鲁克岩画
在乌鲁木齐剩下来的那几天，我记忆里最清楚的插曲是跟朋友的舅舅们吃饭。桌子上摆满了烧烤和啤酒，椅子里坐满了亲戚，有舅母、姨妈、姨父、表妹，时不时爷爷也会从隔壁的单元走过来坐坐，看看电视。我和另一位朋友算是外人，我们坐在边上互递眼色，感觉好像侵入了一家人的亲密。
我朋友的妈妈是全家唯一离开了中国的一位（她在河南大学毕业之后当了会计师，遇到了我朋友的爸爸。爸爸是按摩师，后来在美国找到了工作，两人就一起移民到洛杉矶附近的小城市）。吃饭时，大家对我朋友在美国的生活进行各种打听，看了他妈妈的照片后，大声说，“你妈去美国之后长胖了！”
当我问我朋友的其中一位舅舅对乌鲁木齐的安全问题怎么看时，他回答在乌鲁木齐七五骚乱之前，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存在。那时候存在，现在也还存在，他说。但他给出的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条建议是，最“危险”的地方也同时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会有更严格的安全措施，例如国际大巴扎。由于更强劲的警力和军事存在，他没有觉得有危险。他对社会摩擦的存在已是习以为常。
“再喝一杯！让她们也吃。My friends!”各个舅舅一遍又一遍的给我们倒啤酒，往我们仨的盘子上堆烧烤。
我自己在美国的亲戚从来没有怎么聚过。这次家庭晚宴，令我想起了爸爸，于是我把手机从书包里掏出来。“看到大鱼了，”我写道。“我们把它吃了。”
之后回旅馆的时候，我收到了他的回复：“嗯，不错！”
爸爸又发来一条短信：“乌鲁木齐安全吗？”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
来源：纽约时报 _(网文转载) 【维吾尔之声 iuhrdf.org】
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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