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新疆西藏动荡与民族抗议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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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中国士兵在新疆乌鲁木齐街头巡逻。此前,这里发生的一场骚乱使至少197人死亡。

    自从中国西部边疆地区2008年、2009年爆发了暴力的民族抗议和骚乱以来,许多学者一直在努力搞清楚发生动乱的根源,包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比较政治学高级讲师本·希尔曼(Ben Hillman)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的副教授葛瑞·塔特尔(Gray Tuttle)。他们两人编辑了一本专辑,收集了分析这些紧张关系根源的论文和短文,书名是《新疆和西藏的民族冲突与抗议:中国西部的动荡》(Ethnic Conflict and Protest in Xinjiang and Tibet: Unrest in China’s West),该书最近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探讨了涉及范围广泛的问题,从西藏的环境恶化,到新疆当地的维吾尔族人与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汉族移民之间的经济差距等。在一次采访中,希尔曼和塔特尔讨论了近来发生的抗议活动背后的不满,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

    问:书中的一位作者詹姆斯·莱博尔德(James Leibold)把民族冲突和民族抗议区别开来。你们能解释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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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希尔曼:正确地描述中国西部地区的动荡非常重要。“民族冲突”这个词一般是指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而“民族抗议”指的是少数民族社区对国家政策的抗议。绝大多数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可以被定性为民族抗议。虽然民族间的暴力近几年来在藏族和维族地区也有所上升,但还没有达到“民族冲突”的水平。

    葛瑞·塔特尔:我想补充一点,大多数民族间的暴力产生于对国家政策的抵制,所以讨论民族抗议似乎更重要。

    问:外国的研究人员去西藏和新疆访问越来越困难,有些人因为写有关这些地区的文章已被中国禁止入境。这种做法对学术有什么样的影响?

    希尔曼:很难找到一批最近在这些地区做过研究的专家学者。西藏和新疆的话题在中国高度敏感。就连中国的研究人员前往这些地区都很困难。

    中国政府的官方观念是,藏族和维族地区的动乱受寻求独立的外部势力的操纵和策划,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中国当局普遍怀疑对这些地区感兴趣的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情海外流亡组织。这给独立的学者和记者造成困难。

    问:你们书中的一个主题是,当地的官僚机构往往不仅解决冲突不力,而且实际上增强了产生冲突的条件。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希尔曼:旨在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和政策往往被忽视,比如,地方政府的工作须用汉语和当地语言进行的要求,而且没有人对官员的这些失误追究负责。再有,中央政府向西藏和新疆投入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作为赢得人心的努力的一部分,但这些资金往往被腐败的地方官员分流了,这就加大了不平等,增强了不满情绪。

    地方官员在很大程度上也没能让人们对自己地区文化认同的未来有安全感,这表现在几个领域中。

    追究责任的问题在整个中国都存在,因为责任是向上的,不是向下的。没有解决不平、纠正错误的其他渠道,公民往往会被迫走上街头。

    但是,西藏和新疆的抗议活动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抗议活动有重要的不同之处。官方把藏族人和维族人的抗议活动定性为敌对的,而且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等于是将它们非法化。地方官员对当地的任何不满都可以打国家安全这张牌,而且他们的确在这样做,这就让人民处于极易受伤害的地位。虽然这种权利被剥夺的长期后果不可预知,但无疑将阻碍中国共产党振兴国家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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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yn Pearce/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本·希尔曼

     

    中国政府的官方观念是,藏族和维族地区的动乱受寻求独立的外部势力的操纵和策划,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中国当局普遍怀疑对这些地区感兴趣的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情海外流亡组织。这给独立的学者和记者造成困难。

    问:你们书中的一个主题是,当地的官僚机构往往不仅解决冲突不力,而且实际上增强了产生冲突的条件。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希尔曼:旨在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和政策往往被忽视,比如,地方政府的工作须用汉语和当地语言进行的要求,而且没有人对官员的这些失误追究负责。再有,中央政府向西藏和新疆投入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作为赢得人心的努力的一部分,但这些资金往往被腐败的地方官员分流了,这就加大了不平等,增强了不满情绪。

    地方官员在很大程度上也没能让人们对自己地区文化认同的未来有安全感,这表现在几个领域中。

    追究责任的问题在整个中国都存在,因为责任是向上的,不是向下的。没有解决不平、纠正错误的其他渠道,公民往往会被迫走上街头。

    但是,西藏和新疆的抗议活动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抗议活动有重要的不同之处。官方把藏族人和维族人的抗议活动定性为敌对的,而且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等于是将它们非法化。地方官员对当地的任何不满都可以打国家安全这张牌,而且他们的确在这样做,这就让人民处于极易受伤害的地位。虽然这种权利被剥夺的长期后果不可预知,但无疑将阻碍中国共产党振兴国家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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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neth Ross Yelsey/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葛瑞·塔特尔

     

    问:你们书中几篇文章的作者提到,新闻报道的增加、社交媒体、少数民族组织之间的信息共享,以及有关人权的更加系统性的语言,都是这些民族抗议活动背后的因素。

    塔特尔:虽然对新疆来说也许真是这样,但我觉得,西藏的抗议完全在于,对国家长期以来未能兑现承诺的不满,包括自治以及“西部大开发”项目带来的经济利益。好消息是,如果国家的确实现了自己的承诺,我觉得西藏的情况很快会得到改善。不幸的是,我认为实现承诺不太可能发生。

    希尔曼:我也无法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策略设定上的改变。随着中国用“一带一路”政策拓展与中亚和南亚之间的贸易关系,当局将会更加坚定地压制西藏和新疆的动乱。在这些地区的异见被视为是一种安全威胁,所以任何形式的抗议,包括通过正式政府机制进行的投诉,都会遭到严厉对待。

    终究来说,我认为北京很自信地认为,从长远来看,它在该地区的胡萝卜加大棒方针会发挥效果,一旦该地区的经济变得更发达,这类问题会消失。但我们在书中收集的研究表明,这是对维吾尔族和藏族问题的一种误读;中国现代化的洪流涌向西域,引发这些民族的文化生存恐惧,当局应该在方面给予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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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e Backs/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2008年3月,拉萨市民在躲避一场暴力冲突。

     

    你觉得新疆和西藏的抗议活动有什么规律呢?

    希尔曼:我们在书中谈到,在不同的地方,包括有城乡差异的地方,局部事态都有所不同。不过也有一些例外,在社会和经济上与中国其他地方融合较小的地方——即最近才出现大型国家资助发展项目和汉人迁入的区域——似乎更容易发生的暴力行为。在这些地方,人们的生活方式遭到了严重的干扰,他们对未来也是最缺乏信心的。

    问:在西藏首府拉萨,1980年代末也有过抗议活动。当时和近期的动乱有什么不同?

    塔特尔:1980年代和2008年的最大不同是抗议的位置和分布状况。2008年及之后的大部分示威活动,都发生在西藏自治区之外,1980年代则基本上局限在西藏。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是,在2008年之后,就算不是大多数人,也有很多人寻求的不再是独立,而是实现自治和(或)获得国家已经承诺过的支持。

    希尔曼:藏族地区抗议近年来的一个重要不同,就是抗议者变得日益多样化。在1980年代末的拉萨,大多数示威者都是寺院的僧尼。近年来,社会各届、各阶层人士都走上了街头。

    在新疆,主要变化是,边缘极端分子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增多了,袭击对象也包括该区域之外的平民,这非常令人不安。

    然而,在中国当局大力打击这种现象的时候,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决策者要把极少数发动恐怖袭击的宗教极端分子,和表达自己合理担忧的维吾尔族这两者清楚区分开来。作为中国境内的一个族裔群落,维吾尔族对于国家社会和经济政策如何影响他们的福祉和未来,存在着自己的担忧。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本文作者Emily Feng@emilyzfeng和黄安伟@comradewong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   纽约时报中文网   【维吾尔之声 iuhrdf.org】

    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